閑居編

我读丘光庭的《兼明书》，发现其中有四处错误，因此记录下来。第一，关于《春秋》隐公四年，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君主完，即桓公。丘光庭认为“完”应作“貌”，错误地写成了“完”。他认为名字用来呼唤实质，最终将被避讳，所以既然已经下葬并有了谥号，如果卫侯的名字是完，怎能谥号为桓呢？我说光庭错了，礼法并不避讳相似的名字，解释说因为难以避免。名字中有舜、禹的禹，就不避讳风雨的雨；名字中有孔丘的丘，就不避讳乌区的区。完和桓只是相似的名字，所以知道卫侯的名字是完，不避讳桓，谥号又有何错？相似名字的避讳，是近世人为的节制。唐朝延和初年，贾曾的父亲名叫忠，而贾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议论者认为音同字不同，按照礼法没有避讳。光庭认为名字是完不能谥号为桓，并说《春秋》的字错了，这是谬误。第二，《尚书·武成》说：“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，血流漂杵。”孔安国说：“血流舂杵，是极力言之。”丘光庭认为“血流漂杵”不合人情，现在应以“杵”为“扞”字之误。《汉书》说“血流漂櫓”，櫓即扞，俗称傍牌，此物体轻，或许能漂。我说安国说“极力言之”已得其旨，又《书》说“洪水滔天，天岂能没？”也是极力言之。刘勰所说的夸饰就是这样。如果杵重而漂不合人情，那么天高而没，其过失更大。如果这样，滔天之说又有什么字误呢？孟子说：“以至仁伐不仁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孟子离孔子还近，书应未误，所以讥讽古书言事或许过甚。赵歧引《诗》“嵩高极天”来类比，而不说杵字误。第三，《论语》中孔子说：“没有祝鮀的巧言，而有宋朝的美，难以免于今之世。”光庭说这是孔子感叹末世浮薄，所崇尚的是口才和美貌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能说“而有宋朝的美”，大概这也是传写错误。我说仲尼痛恨时人好色，于是说“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，这是痛恨时人好佞甚于好色。所以说“没有祝鮀的巧言，而有宋朝的美，难以免于今之世”，大概是说有美无佞尚不免害，何况去掉这两者而行仁义呢？那么国家的无道就可以知道了。光庭不晓，妄说字误。孔安国注解说：“言当如祝鮀的巧言，而反如宋朝的美，难以免于今之世害也。”我以为孔说的对。第四，《史记·宋义》说：“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罢，我承其弊。”光庭说“承”是奉上的义，于理不安，应当作“乘陵”的“乘”，与“乘胜逐北”、“以刚乘柔”其意相同。我说“承”字对，因为其罢弊在先，我承其后，这乃是以后承前，与以下奉上义同，所以作“承”字。乘胜乃是自乘其胜，以刚乘柔者乃上乘于下，岂与我承他弊之后义同呢？唉，光庭是大儒，是非或许有误，后来的学者能不谨慎吗？

李翱回答梁载关于文章得失的讨论，并阐述了其中的道理，常常是正确的，但在文辞修饰上不够精巧。王氏中说和俗传太公家教就是例子。我认为范仲淹的书，文辞淳朴，道理真实，不逊色于法言。而俗传的家教，即使是三岁小孩也会嘲笑其文辞的粗俗。与中说相比，差距如同天地之别。而翱在文辞修饰不工的方面与它们并驾齐驱，岂不是见识太浅薄了吗？我曾经读李翱回答皇甫湜的书信，他嫌唐书浅薄，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等列圣的明德，于是说想要修订国史，成为不可更改的史书，用孔子褒贬的心，以天下的公是公非为根本，不随波逐流。使他的书成而传世，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的人未必名声流传后世，贫贱而道德完备的人未必不显赫无穷。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，常常遗憾天不佑善人，不让李翱完成他的志愿，写成他的书，让司马迁、班固等人在前代蒙羞。等到看他将中说与家教同等看待，就怀疑李翱如果修订国史，褒善贬恶，恐怕也有错误。唉，将中说与家教同等看待，宁愿老子与韩非同传。李唐时代，翱实在是大儒，为何品评如此不当呢？既遮蔽了过去的贤人，又误导了后来的学者，因此写文章来责备他。白圭之玷，李翱确实有啊。陆士衡说：虽然巧心能深挖，但或许会受到拙目的嘲笑，确实如此！

文中子最初向隋文帝献上十策，但未被采纳，于是归隐河汾之间，耕作之后才进食，养蚕之后才穿衣，生活安逸。不久，他感叹儒学风气的衰落和王道的丧失，于是继续六经，创作《中说》，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道来教导贤能的弟子，共千余人。等到唐朝兴起，辅助太宗实现太宁，几乎达到了王道的境地，这些人都是仲淹的门人。由此可知，天要灭隋而昌唐，使文帝不能使用他的策略，以禄位束缚他，使他退隐教导玄龄、如晦、征、靖等人，成为唐朝的贤臣。这是知道太宗所行之道，就是文中子之道。唉，仲淹的道多么美好啊！而《中说》十篇，乃是通没后弟子薛收等人追述其事、记录其言，大多模仿《论语》。唐朝的贤人都说这是剽窃《论语》，所以仲淹的道，《中说》之言，没能被称赞。只有陆龟蒙、皮日休、孙郃稍微称道其美，但还不能抵御其辱，以阐明其深奥。到了圣朝，孙汉公写了一篇辨文中子的文章，可以说是抵御其辱，阐明其深奥，使横加议论的人不能阻塞道路。从此以后，学者耻于不读仲淹的书，耻于不知仲淹的道，使百世都依附于王通，这是汉公的力量。我私下衡量韩柳等贤人都不称赞文中子，是因为嫉妒其贤能而想宣扬自己的道呢？还是真的不知其道而反对它呢？如果是因嫉妒而遮蔽它，那么这些贤人不免成为王通的杨墨。难道不知后世有如孟子一样的人，为通辟之吗？如果是真不知其道而反对它，那么汉公就比唐贤贤明多了。而汉公还怪罪薛收等人才华浅薄，笔下不能真实记录善事，妄自增益，因此使其中时等人的论说，模仿《论语》的语句。我认为不是这样，或许仲淹的事迹偶然与仲尼相同，怎能让薛收遮蔽而不说呢？事情有偶然相同，那么汉公怎知其妄呢？难道因为与仲尼不同，就另作诡辩的人，就都是真实的吗？那些有等同《论语》的语句的读者，模仿其文以阐明其道，又有何妨呢？《论语》中卫灵公问阵于孔子，孔子以爼豆回答；梁惠王问利国于孟子，孟子以仁义回答；宋桓魋想害孔子，孔子称天生德于予，桓魋能奈我何？鲁臧仓毁谤孟子，孟子说：我之不遇鲁侯，是天意，臧氏之子怎能使我不遇呢？这些都与《论语》的言辞意旨相符。唉，如果说《中说》可以非难，那么孟子也可以非难。如果不然，薛收的记言也无过。我读他的文章，担心后人仍然迷惑，所以言明之。

俗传《陋室铭》是刘禹锡所作，这是错误的。大概是些平庸之辈，因精神失常而轻率地盗用刘禹锡的盛名，欺骗那些无知的人，使他们传播。铭的创作，若不是赞扬先祖的美德，就是指出事情以警戒过失。超出这两种情况，就不能称之为铭。赞扬先祖美德的是《宋鼎铭》，指出事情警戒过失的是《周庙金人铭》。俗传的《陋室铭》，既不是赞扬先祖的美德，也不是指出事情以警戒过失，而是奢侈自夸，自比为仙人和龙，又说只有我的德行馨香，并且颜回不夸耀自己的善行，圣师不敢称仁，刘禹锡是大学者，心知圣道，怎会有这样狂妄悖理的言辞呢？陆机说铭应该广博、简约而温润，这个铭既不广博简约，言辞也不温润，怎会是刘禹锡的作品呢？愚昧的人往往将其刻在美玉上，挂在屋墙上，我担心后来的孩童，仰慕刘禹锡的名声，口中背诵，心中记忆，将其作为楷模，岂不是误入歧途吗？因此写这篇文章来洗刷刘禹锡的耻辱，并挽救后学的误区。如果死后有知，刘禹锡必定会感激我的恩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