閑居編

《易经》说，积累善行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喜庆，积累不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灾祸。传统解释认为善恶会影响到子孙，因此称为“余殃”和“余庆”。然而世人对此普遍存疑，比如瞽瞍和鮌积累恶行却有舜和禹这样的后代，享受余庆；而勋华积累善行却有朱均这样的后代，遭受余殃。难道圣人的话没有根据吗？如果以没有根据的话来教导人，那不是诱导人作恶而背离善吗？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？因此，牛僧儒写了《善恶无余论》，认为积累善行的喜庆在自身，积累不善的灾祸也在自身，都没有余下。这个理论虽然美好，但岂不是违背了圣人的经典吗？圣人说有“余”，僧儒说无“余”，这并不是反对，为什么呢？我看圣人的话，其意旨就像仰望青天看见白日一样，不是不明确。只是先儒的误解像云雾一样遮蔽了它，使得僧儒的才华往往未能看见其意旨而被其言论所迷惑。请让我详细阐述：所谓“余殃”“余庆”的说法，是联系到自己而不是联系到子孙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些实践仁义、尽忠尽孝的人称为积累善行，难道只是享受一时的福气吗？实际上他们的美名流传百世。流传百世的美名不就是“余庆”吗？那些悖逆残暴的人称为积累恶行，难道只是招致一时的灾祸吗？实际上他们的恶名也流传百世。流传百世的恶名不就是“余殃”吗？再有，积累善行最大的难道不是尧舜吗？人们至今把天下的善行归功于他们，但尧舜的善行未必达到极致。所以说广泛施舍、救济众人，尧舜尚且有所不足。现在把天下的善行都归功于他们，这是“余庆”的证明。积累恶行最大的难道不是桀纣吗？人们至今把天下的恶行归咎于他们，但桀纣的恶行未必达到极致。所以说纣的恶行不像现在所说的那么严重。现在把天下的恶行都归咎于他们，这是“余殃”的证明。唉，圣人的话意旨微妙而明显啊。先儒前面的错误传播，使得追随旧说的人迷失方向，忘记了反思。僧孺虽然知道善恶不会延续到子孙，但都没有察觉到解说者的不对，而对圣人的话感到不安。因此我论述这一点，以杜绝诡辩。如果有人认为不是这样，那就等待君子的评判。

《礼记》中曾子问说，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国家，将世子法教给伯禽，希望成王能明白父子、君臣、长幼之间的道义。如果成王有过失，就惩罚伯禽，以此向成王展示世子之道。郑康成说，用成王的过失来惩罚伯禽，足以感动并启发他。我认为周公并没有惩罚伯禽的事情，这可能是传说者的夸大，汉代的儒者因此错误地记录了，这不是圣师孔子所讲述的。康成随之错误地注释，也不是七十弟子直接从圣人那里接受的旨意。请允许我试着讨论一下。周公是伟大的圣人，他治理家庭有治国的方法，因此能够成为四海的典范，教育万世。惩罚必须基于罪行，奖赏必须基于功绩，不畏惧强者，不欺侮弱者，这是圣人的用心。对民众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对自己的儿子呢？因此，圣人心意真诚然后心态正直，心态正直然后自身修养，自身修养然后家庭和谐，家庭和谐然后国家治理，国家治理然后天下太平。况且伯禽是传承者，如果无辜受罚，那就等于周公自己在惩罚自己。如果成王一天犯十次错，伯禽就受十次罚；如果犯百次错，就受百次罚。唉，伯禽无辜受罚，那些狂妄无理的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周公明知无罪却要惩罚，他的欺骗之心怎么能这样严重呢？即使是瞽瞍虐待舜，也没有这么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瞽瞍真的不了解舜的贤能和圣洁，因为情感上的厌恶而虐待他。周公知道伯禽无罪，又不是情感上的厌恶，只是因为成王有过失而惩罚他，以此来威慑他，这比瞽瞍的虐待要严重得多，这难道是圣人的用心吗？

我，中庸子，因病卧床，手脚即将动弹不得，神志也即将消散，然而我依旧心情愉悦，没有丝毫的烦闷，用道理来激励自己。有客人来探问我的病情，我离开坐席，起身握手交谈说：“人们最喜好的是生命，最厌恶的是死亡。我看你对生命似乎并无特别的喜好，对死亡也似乎并无特别的厌恶。”我对此感到困惑，敢问其中缘由。中庸子感慨地叹息道：“这是一个伟大的问题。一般人只知道厌恶死亡，却不知道厌恶不正当的生，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？枝干必定有其根，河流必定有其源。唉，生命不就是死亡的根源吗？既然有生，怎能没有死？生是人的开始，死是人的终结。事物既有开始和结束，人也就有生死。因此，涅槃说功德与黑暗如影随形，有智慧的主人两者都不接受，这就是不接纳生命，所以也就没有死亡。再说，春天之后必定是冬天，白天之后必定是夜晚，那些只喜好春天而厌恶冬天，喜好白天而厌恶夜晚的人，难道不是极大的愚昧吗？生死也正如春秋、昼夜一样，有什么可喜好或厌恶的呢？所以庄子说：以无为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股。因此，知道有无、生死本是一体，怎能只保留脊背而舍弃股部呢？我这样想，所以对生无所喜好，对死无所厌恶。况且，我今年已经四十七岁了，比起颜回来说，不也算是天寿吗？如果有百岁的寿命，与荣启期相比，也不过是短命罢了。高下相互对照，长短相互依存，哪里有什么终极呢？我没有颜回的贤德，但寿命却超过了他，怎敢有不满足的心呢？然而，这些都是世俗之论，不是我超脱世俗的观点。我想谈论超脱世俗的观点，恐怕中等根器的人在存亡之际无法理解，下等根器的人听了则会大笑。客人说：“愿闻超脱世俗的观点，以消除我的愚昧。”我说：“天理寂静，本无生灭的迹象。由于妄情的分别和动摇，才出现了来去的痕迹。比如用清净的眼睛看晴朗的天空，只有一片虚空，完全没有瑕疵。如果瞪大眼睛劳累地看，就会看到幻象乱生。幻象虽有生，也有灭，愚人无端地喜好幻象的生起，厌恶幻象的消失，却不知道幻象本无好恶之心，这只是徒劳罢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说：都是由于不知道常住真心，自性清净，明体用，各种妄想，这些妄想不真实，所以有轮回。又说：尚无有生，欲何名灭？又说：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这样想，所以对生无所欣喜，对死无所恐惧。”客人说：“你的话太美了，至理归一，精义无二，我将遵循你的话去实践。你的两种说法，我该听从哪一种呢？”我说：“诸佛常依二谛说法，我怎敢违背呢？我前面的说法是俗谛，后面的说法是真谛。我用真俗二谛去探求，发现对生不值得欣喜，对死不值得厌恶。我曾经在心中用两种说法交战，而真谛胜出。我的两种说法，随你所得，足以治心。即使孟子曾说：‘鱼也是我所喜欢的，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，两者不可兼得，舍鱼而取熊掌。’你如果真的能舍去俗谛的鱼，去品尝真谛的熊掌，不也是美好的吗？你应努力去做。”客人惊讶地看着，说：“未曾听过这样的话，怎敢不时刻思考它，以达到这种境界呢？”于是再次在床前拜谢，沿着墙壁离去。（乾兴改元年正月五日，我中庸子生病没有痊愈，于是口述这篇文章，让门人云卿记录下来。）

传说中，行善得福，作恶遭祸，但有人却认为，做好事反而招祸，做坏事反而得福的情况也很多。难道是鬼神不灵验吗？还是古训近于诬蔑？因此，需要讨论以辨明真相，向不明事理的人展示。世人所说的祸福，是指富贵、显赫、安康、长寿为福；贫穷、低贱、刑罚、短命为祸。如果恶人享受富贵，善人处于贫穷，人们就会怀疑，认为鬼神不灵，古训近于诬蔑。这是庸人之见。君子所说的祸福，与此不同。行仁义的人，即使在亿万年之后，也会名声显赫，即使是孩童和妇女，也会尊敬并喜爱他们，这不是福吗？怎能以一生的贫穷、低贱、刑罚、短命为祸呢？伯夷、叔齐虽然贫穷低贱，但被称为贤人；比干虽然被杀，但被称为商朝的仁人；颜回虽然早逝，但被称为仁者。后世听到他们的名字，敬爱他们如同父母，这就是善有善报。作恶的人，即使在亿万年之后，也会恶名昭彰，即使是孩童和妇女，也会鄙视并厌恶他们，这不是祸吗？怎能以一生的富贵、显赫、安康、长寿为福呢？商纣王虽然富贵显赫，但被称为独夫；齐景公虽然安康长寿，但被称为无德。后世听到他们的名字，鄙视他们如同禽兽，这就是恶有恶报。唉，以亿万年的美名使人尊敬，不比一时的富贵更好吗？亿万年的恶名使人鄙视，不比一时的贫穷低贱更糟吗？所以，世人所说的祸福，是小的、近的；君子所说的祸福，是大的、远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和乐君子求福，不违背正道。”我认为这是求大的、远的。有人说，箕子陈说五福，你却无取吗？我说，以仁义而正直地得到富贵长寿的人，是谁呢？不，以不仁得到富贵的人，我无取。孔子说，不义而富贵，对我如浮云。孟子说，以不仁而居高位，是在众人面前传播丑恶。何况箕子所说的五福，其中之一是好德，所好的是德，而得到富贵长寿安康善终，岂不是伟大吗？孟子说，修养天爵，人爵随之而来。以无德而侥幸得到富贵、安康、善终，我无取。所以，祸福有大小远近，蕴含在这五福之中。唉，吴国太宰伯嚭因阿谀奉承而得到贿赂，一时富贵，但人们至今鄙视他，必称他为奸贼。伍员因忠谏而被杀，一时受刑，但人们至今尊敬他，必称他为忠贤。而这些都记载在祭祀的典籍中，享受祭祀不断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验证，是多么明显啊！多么明显啊！如果行善而享受富贵，作恶而遭受贫穷，那还用讨论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