閑居編

十月二十一日，僧人释某恭敬地沐浴后，写信给某位官员吾丈（左右）说：佛教之法并非古已有之，它起源于东汉时期吗？其本质是清净的，其作用是仁慈宽恕，因此它分化为十九个流派，涵盖三种教义，对上下都有利，补救了儒教和道教的不足，这也算是达到了极致。请允许我详细阐述。秦朝焚书坑儒，六经被毁，汉朝兴起后，各种学说杂陈，民间风俗浇薄，争夺激烈，礼让渐渐消失，那么孔子的仁义和老子的道德或许几乎要熄灭了。依赖佛教的教诲，既用三世的报应来约束人们的行为，又阐明一心的空寂，探究其理，民众听闻报应之说，即使是贪婪、卑鄙、吝啬的人，也几乎能够振作起来，周济急难；民众听闻空寂之说，即使是自恃功绩、强壮的人，也几乎能够保持柔弱。能够周济振作，那么博施济众之道就能实行；保持柔弱，那么朴素之风就能兴起。博施济众之道实行，那么礼让就会显著；朴素之风兴起，那么刑罚就会减少。用这样的方式利民，孔子和老子的道就不会远离复兴。所以说，佛教对上下都有利，补救了儒教和道教的不足。到了后来，君主喜好佛教却失去了其真正的方向，穿着方袍的人侍奉佛教却不是合适的人选，失去了真正的方向，那么节制就无法实行；不是合适的人选，那么寂静淡泊就无法保持，于是以雕峻轮奂为奢侈夸耀，以轻肥温饱为煒燁，仅仅以多为贵，那么破坏佛教道义的人就多了。以怪异为美，那么迷惑听众的人就多了。相互沿袭，渐渐成为习俗，使得清净仁慈宽恕之风几乎丧失了。于是，像蚕食蠹耗一样的诽谤从此产生。这是喜好佛教和侍奉佛教的人的失误，不是佛教本身的过错。而前世的君主和民众没有洞察其原因，看到其徒众的不肖，就对善人和教法发怒，有这样的事情。往往制定毁佛的律法，挟持释氏的惩罚，这与因丹朱而怪罪尧，因商均而怪罪舜，服药失度而归咎于神农，纵火致焚而反怨于燧人有什么不同呢？真是悲哀啊！我学习佛教多年，粗略地理解了其要旨，并且有扶持之心，不敢私自据为己有，而实在是想公之于万世，以补救其弊端。因此，我深思熟虑，看到释氏的书中有一部经名为四十二章，就是汉代腾兰二公首次开化源头，首次翻译这部经文以教化华人，其言辞简洁，其理明确，于是得以叙述其由来并训导其意义，留给后世，使他们不偏信，不过度毁谤，如前代那样。其言如果正确，那么我的道还有什么忧虑呢？如果不正确，虽然对教义无益，但其用心也已到极致了。不久，有好事者将其文稿准备刻印，想要在国内广泛传播。古代那些穿着黑色衣服，释姓的人，凡是有立言垂范的，没有不借助儒家学派来润色、启迪的。如僧肇撰写四论，因刘遗民品藻而后传，慧皎传高僧，因王曼颖寄书而后行，宗密作禅诠，假裴休以序之，湛然、宗智者托梁肃以铭之。那四位上人，难道不是故意在异宗中寻求证明，想在万世中取信吗？我的才能不及过去的贤人远矣，但我留意奉道，敢不与他们相同吗？因此，我贸然狂简之作，再次思考，想要得到在儒林中老练、在文学上老练的人，为之作一篇后序，以辨明之，希望展示给后世，难道不是美好的吗？我私下认为，吾丈见识超过先哲，名扬当代，从五代以来，文道驳杂，儒术陵夷，而在先朝牵复淳古，摈弃浮华，搴旗于异端，鼓行于百家的，只有吾丈和叔微。因此，卢骆之名至今在众人口中藉藉。况且博闻强记，开谈则四座倾耳，华藻飞动，落笔则群贤折服，皇王帝霸之道，

那些弘扬教义的人，肩负着法王的重托，作为如来的使者，必须摧毁邪说，显扬正道，激浊扬清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指引，成为众生的耳目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些，而只是默默守护自己，那么他们就如同尸位素餐之人，即使讲授教义又有何用？有人认为争论纷纷对自身修行无益，我却不这么看。只有通过教义的讨论，我们才能修行；如果教义的名声不正，那么修行又如何能正确？因此，不得不争论。所以，君子没有什么可争论的，除非是为了射箭。那些未理解教义是非而急于修行的人，就像看到弹弓就想到捕鸟，烤鸟太早计划了，不如深入研究教义，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广泛的益处。孔子治理国家，必须先正名，涅槃的遗诫也急于纠正过错。有四明的知礼法师，是先达中的高人，他为天台宗别立随缘之名，而鲸吞了起信的义理。有永嘉的齐上人，是后进中的佼佼者，他认为礼的说法过于泛滥。因此，两种说法并行，如同矢石一般不相容。杭州的宗匠们没有人评价，学徒们对此非常困惑。这种争论是佛的境界，只有法师能够深入天台之道，穷尽理性，传承起信的意义，微显阐幽，几乎可以作为法的心，详细考察得失，挥动弥天之笔，定是非，使无穷的机缘认识正真的道路，这是我所期望的。如果能够这样，那么就不会辜负法王的重托，也是如来的使者。我恭敬地将两位先生的文章呈上，现在是金风正高，道体安否的秋八月望日。

法师名讳文备，字昭，本姓郑，是福州候官县人。他自幼在太平寺出家，天资聪慧，与众不同，背诵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十六观经》、《般若经》等经典，无一不精熟。后唐清泰三年，他在本寺受具足戒，坚守戒律，苦心修行，学习广泛，精通经律，又爱好文学，常阅读五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。晋天福年间，他带着行囊进入浙江，最初停留在会稽，跟随柔法师学习《百法论》，不久便能讲解贯通。几年后，他渡过长江，前往钱塘龙兴寺拜访先达，探讨大义，以求温习。他在名数一门上造诣极深，吸引了许多远方的学徒前来求教。后来，他听说天台宗的三观学说能够指导群迷，于是深入研究心性，钦佩不已，誓愿传承。当时正值志因法师在慈光院传道，他便前往学习，那是周广顺元年。不久，他游刃有余，融会贯通宗派，深入至理，孜孜不倦，不舍昼夜。他对《法华经》、《止观》、《净名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等天台宗的教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，洞悉其中的奥秘。当时，有位上首弟子晤恩师（在《大宋高僧传》义解科中有传），他高洁不群，清风吹拂万物，常与法师一起探讨心观，领悟深刻，不需终日。因此，他们成为了心意相投的好友。法师曾说，文备虽然年轻，但在义解上与我并驾齐驱，难分先后。法师去世后，他便北上向恩师学习无常之法。法师气度沉稳，终日如愚，但对后学的疑问，他总能解答，击破迷惑，辨析疑惑，言辞巧妙。有人曾问他，断佛种的人，祖辈戒律见识如此，为何不教导一方人呢？他回答说，师匠众多，讲学传授颇多，祖宗之风未坠，我独自闲居，随我所好，隐藏我的深刻理解，三十年来，坐忘一室，陶冶神妙观，继想净土，远离众流，自得其乐，因此当时很少有人了解他的解行。只有怀道者默默记在心里。古人说，真正实践的人，潜藏光芒，高而不显，正是如此。雍熙二年秋，法师染上微疾，忽然有一天，他靠着几案，画出圆相，直到三次。探望他的病人劝他调养，他却制止了。有人送来食物，询问西方的信仰，他便写下偈语回答：唉，那些世俗的人问我西方的信仰，我的信仰早已纵横群迷，自己却不认得。一水千波，波波都是佛印，一举一动都是真弥陀。他教导人们要常精进。过了十月十八日，他的病情加重，侍者庆尧哭泣着请求说，师父修行安养业已多年，现在报龄将尽，为何还要询问呢？法师说，我先画出圆相，是我所见到的净土之事，我本想无言，现在因你而问。说完，他便静坐而逝，往生的验证在此显现。他享年六十岁，僧腊四十九年。法师平时深入学习，不以衣食为念，除了禅观诵经之外，亲手抄写南北宗的章疏，共万余张。他的文辞丰富，颇有著述。他曾撰写《别遗骸文》，故在街僧录通慧大师赞宁在杭州修僧史时，非常重视他的文章。他还撰写了《四十八愿颂》一卷、《九品图》一卷、《十六观经科》一卷、《圆觉经科》二卷、《禅源科》一卷、《念佛救苦喻》一篇、《四悉檀喻》一篇、《四不生喻》一篇、《文集》一卷、《诗集》一卷。诗集中有《对雪感事经曹娥庙》二篇，最受诗人赞赏。嘉兴沙门洪敏撰写了真赞。我虽不擅长文学，但作为法师的犹子，因此能够询问他的往事，直接记录事迹，以备僧史。景德四年闰五月六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