閑居編

钱塘这个地名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中都没有“土”字，人们难以推测其原因。《史记》记载秦始皇东巡至钱塘，说明秦朝时已有这个名称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会稽西部的居民住在钱塘，直到王莽篡位，建立新朝，导致地名混乱，因此将钱塘改为泉亭。由于郡靠近江边，百姓深受其害。后来，东汉郡议曹华德信，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用钱购买土地，建造海塘以预防灾害，居民因此受益，于是在石碑上刻文纪念他的功绩，去掉王莽的伪号，恢复为钱塘。因此，钱塘的“钱”字有时单独使用，有时加上“土”字，虽然两种写法都通用，我遵循古法。而“钱”字想要单独使用。唉，现在的人不学习古人，难道只是钱塘的名字吗？

有位客人对我说，钱塘郡中唐代贤人的遗文很多，其中文辞和道理都高雅超群的有三篇：卢元辅的《胥山碑铭》是第一篇，元稹的《石经记》是第二篇，白居易的《冷泉亭记》则是第三篇。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。我认为白居易的《石函记》并不逊色于这三篇。文章是阐明道理的工具，为了挽救时弊而创作。如果白居易能担任宰相，他就能以正道辅助天子，恩惠普及百姓。他看待四海九州的利弊，就像看待西湖一样；观察地方官员的真伪，就像看待县官一样。礼法刑罚适中，百姓各得其所，就像湖水按时蓄泄一样。仁心和仁政都体现在这篇文章中。卢元辅虽然文辞高妙，但他叙述的伍员都是先儒的旧说，没有新意。然而表彰忠孝，可以作为教训，是有益的文章。但这只是诸侯的事，王者之道则不取。元稹对于佛教来说，是合适的。白居易的《冷泉亭记》只是夸饰山水之辞，是无用的文章。有人说不是这样，我以道理为标准，如果以文辞为标准，石函的文章甘居其下。有人问：石函和冷泉都是白居易的记，为什么评价不同呢？我说：杨子云对老子的言论，道德方面我有所取，但至于抨击仁义，灭绝礼乐，我则无所取。管夷吾联合诸侯，匡正天下，孔子认为这是仁；但他反坫塞门，孔子则认为这是小器。老子和管氏难道不同吗？爱而知其恶，瑜不掩瑕，这是君子之道。

卢叔微撰写的程侯碑文说程侯名昭，字大川，是江东青山人。过去在吴越地区建立国家，向中央朝廷称臣纳贡。大川出身平民，却能获得吴国的俸禄，逐渐升至高位。大川年轻时就展现出非凡才能，胸怀宽广，吴人将军事重任委托于他，他以宾客之礼对待嘉奖，以郊庙之礼祭祀，以黜陟之权任免官员，这些决策都出自大川。即便是智慧超群、见识广博、官位显赫的人，也无法参与议论。因此吴人重用他，他的爵禄名望迅速传遍江表。大川天性仁义，慷慨施舍，恩泽下属，即便在饮食睡眠中也不忘这些。吴越地区的文人学者、阴阳术士、射御之人，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俸禄，就会陷入饥寒，他们进出大川的门庭，或听从他的指挥，聚集在他的居所，享受着衣食车马的丰足，粮食、布匹、财物的供给无不充足。丧葬、祭祀、嫁娶等事都由大川承担，像这样的事情数以百计。又说，善人君子乐于道德，关键之处众多，所以圣贤也会有所困扰。大川因贤能而受到众人的非议，最终被吴人杀害，他的尸骨被葬在会稽古城南七里的长松下。当时国人因国家的忌日而感到恐惧，害怕祸患降临自身，因此大川的贤能没有被史书记载，金石上没有刻铭，庙宇中没有祭祀，百年之后他的德行无人传颂。我读到这些文字，看到叔微对程侯的报恩无响应，对吴人进谗言害贤者的罪行感到痛心。我认为叔微是彰显程侯的过错，而非记录他的善行，为什么呢？聚集士人以沽名钓誉，频繁施舍以夺取君权，虚名足以影响民俗，频繁施舍足以收买人心，这大概是隐藏着险恶用心，图谋篡位的人。《易经》说，臣子弑君，儿子弑父，这是逐渐发展的结果。如果吴人早点辨明这一点，那么国家就不会落入程氏之手。孟子说，人必先自取其辱，然后他人才会侮辱他；家必先自取其毁，然后他人才会毁之；国必先自取其伐，然后他人才会伐之。程侯失去了作为臣子的道义，自取灭亡，吴人因此杀了他，这是应该的。那些建立军功、开拓疆土的人，能与汉朝的卫青、霍去病相比吗？我读霍去病的传记，看到太史公说苏建对我说，我曾经认为大将军非常尊贵，天下的贤士大夫都称赞他，希望将军观察古代名将如何选择贤者，努力去做吧。大将军谢绝说，自从魏其武安厚待宾客，天子常常痛恨他们，亲近士大夫，招揽贤才，斥退不肖之人，这是君主的权力。作为臣子，只需遵守法律，履行职责，何必招揽士人呢？霍去病也放弃了这个想法。作为将领，他这样做是因为汉天子强盛，还心存疑虑，卫青、霍去病有大功，也不敢招纳贤士，何况是吴越战国时期呢？程侯只是陪臣，却夺取了君主的权力，吴人怎能不怀疑呢？传说公子商臣在国内频繁施舍，聚集士人，用尽家财借贷给公家，以继续这样做，最终导致混乱。如果程侯坚守臣子的道义，是真正的贤者，那么就会向君主推荐贤者，如果不贤，就以君主的命令斥退他们，使他们归美于君主，哪里会有会稽的灾祸呢？我看叔微的文章，看到程侯不轨的行为，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。史书不记载他的罪行，也是幸运的。叔微是大儒，却不讥讽程侯的过错以警示后人，反而认为他是贤者，我不知道这是否合适。我私下里对此表示怀疑，所以记录下来，等待懂得圣道的人为我解惑。

孔子去世后，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兴起，正道如同被焚烧一般。天下的百姓不归顺杨朱，就归顺墨翟。只有孟子和荀子通过著书来阐明圣道，四处游说当时的君主，旨在废除霸道而推崇王道，驱除浇薄之风而回归淳厚之风。虽然他们的道没有被当世所用，但他们的言论却流传于世，使百代之后的人们知道要摒弃邪恶，尊崇正道，重视仁义，崇尚礼乐。如果有实践这些教诲的人，那么王道就可以复兴。因此，世人称大儒，必定将荀子和孟子相提并论。陆鲁望认为李斯学于荀子，入秦为丞相，谄媚秦始皇，焚烧书籍，坑杀儒士，反而责怪荀子不知李斯的不仁，而传其道，这是对荀子的误解。我认为陆鲁望的话是错误的。如果因为李斯的不仁，就认为荀子不贤，那么唐尧、虞舜、周公都是圣人，他们的儿子丹朱、商均不肖，管叔、蔡叔不仁，难道因为子弟的不肖不仁，就认为他们不是圣人吗？如果他们是圣人，那么怎么能因为李斯的不仁，就责怪荀子不贤呢？有人说，唐尧、虞舜知道儿子不肖，于是禅让给舜、禹，怎么能和荀子不察李斯的不仁而传道相比呢？禅让和传道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传道是教诲，禅让是授予名位。虞舜对于朱均，难道没有教诲吗？知道不肖而不教，能说是圣人吗？如果荀子有位而传给李斯，可以责怪他不贤。教诲而责怪，不是不可以吗？孔子说，与其进而不拒，这是教诲之道。有人说，李斯是什么人？受到荀子的教诲而不仁，以至于如此？是下愚之人。虽然受到教诲，但以仁义礼乐为掩饰奸诈的工具，不能实践。等到他在秦得志，焚烧书籍，坑杀儒士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孔子说，只有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。下愚之人，即使听说仁义，也不能使他贤良。李斯就是这样的人。陆鲁望诬陷荀子，太过分了。因此辩驳。

山和水，君子和小人都非常喜爱。他们的喜爱是相同的，但喜爱的原因却不同。君子之所以喜爱，是为了恢复他们的本性；小人之所以喜爱，是为了取悦他们的情感。君子知道人的本性本来是善良的，七情使人迷失，五常使人回归。五常是用来约束情感的。因此，君子观赏山的宁静，仿佛看到了仁；观察水的流动，仿佛看到了智慧。所以他们喜爱山水，心中不忘仁与智慧。心中不忘仁与智慧，行动必定遵循正道。因此说，仁者喜爱山，智者喜爱水。小人喜爱山水则不是这样，他们只能看到山的高峻、听到水的潺潺，以此取悦自己的情感。谁能说他们有仁，谁能说他们有智？等到他们行动时，必定违背正道。因此说，小人无所顾忌。飞禽走兽并非不喜爱山，鳞介水族并非不喜爱水，只是它们不能内省仁与智罢了。唉，人有振衣于高冈、濯足于清渊，而心不能恢复本性、行动不能遵循正道，与飞禽走兽、鳞介水族的喜好又有何异呢？

代替传说中秦始皇驱使鬼魂移山的故事，既不见于史书记载，也不符合常理，显然是一种荒谬的说法。尽管如此，荒谬之说之所以流行，必有其原因。我怀疑“驱使鬼魂”的说法，最初可能是当时人们对秦始皇暴政的怨恨和讽刺，后来却被误传为秦始皇真的能够驱使鬼魂。为什么呢？秦国通过战争吞并了两周，灭掉了六国，到了秦始皇时期，威震四海，但他不能以礼治国，以仁爱之心守位，反而奢侈之心日益增长，暴政不断。他沉溺于战争，大兴土木，修建华丽的宫殿，严刑峻法，迷信神仙，南征百越，北筑长城，这些都是沉溺于战争的表现。他修建阿房宫，构建望夷台，这些都是大兴土木的表现。对于议论朝政的人，他实行族诛，对于偶语的人，他实行斩首，这些都是严刑峻法的表现。他征集童男童女，跟随徐福出海寻找蓬莱，采集神药，这些都是迷信神仙的表现。在那个时代，人民生活困苦，相互哀叹，说：“我的兄弟如果能够避免战争而死，恐怕也难逃劳役而死；如果能够避免劳役而死，恐怕也难逃触犯刑法而死。我的兄弟既然必死无疑，我的子女又怎能避免在洪水中丧生呢？”大家都说：“秦始皇不是驱使人，而是驱使鬼。”既然大家都怀疑自己必死无疑，因此陈胜、吴广这些被压迫的人，带领乌合之众攻击秦朝，天下纷纷响应，导致秦朝二世而亡。那些死于非命的人，难道不正是因为“驱使鬼魂”的民间议论吗？因此我说，我怀疑“驱使鬼魂”的说法，最初可能是当时人们对秦始皇暴政的怨恨和讽刺。唉，现在的人看到山岳的险峻，怪石嶙峋，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有自然形成的，却一定要说是秦始皇在此试剑所致；看到被巨浪淹没的地方，却一定要说是秦始皇驱使鬼魂填海所致。唉，秦始皇的暴政未必如此严重，但人民至今仍然把天下的险峻怪异都归咎于他。这或许是因为人民的这些议论，使秦始皇的罪孽更加深重。孔子说：“因此君子厌恶处于下流。”唉。